阳光花香

最近一石激起千层浪的“父母皆祸害”万人网络讨论小组，把一部分80后年轻人对父母的不满和与父母之间充满斗争的生活呈现在世人眼前。

谁小时候不留恋母亲温暖的怀抱，那个小孩子不愿意在父母膝下承欢？80后已经过了青春叛逆期，却还挥舞着反对父母的大旗……这些年轻人也许在爱与无奈中间徘徊了太久，实在找不到归路。

让我深思的，不是这讨论小组中呐喊在字里行间的情绪，而是他们对于“孝道”的理解和强调。

“不是不尽孝道，只想生活的更好”，“在孝敬的前提下”……这个少数派的群体，就算被伤害到需要用这样极端的标题来集体发泄，还记得对父母有一份责任。要知道，在这些年轻人的父母步入高龄、需要照顾的时候，重度老龄化的中国社会中最直接承担照顾老人重任的，就是家庭和子女了。这个热点当中的亮点，似乎让我们仍然有理由充满希望。

不得不承认，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拥有父母最充分的爱和信任，是无比幸运的。小时候来家访的学校老师、校长总是提到我们家“特别民主”。当时我还不太能理解他们所说的“民主”究竟是什么意思。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从我上幼儿园开始，父母一直都在给我选择的权利、参与家庭决策的权利。和“父母皆祸害”讨论小组的成员比起来，我的经历似乎顺风顺水得不可想象。当然，作为独生子女的父母，我的爸爸妈妈也会有教育孩子的盲点和误区，在我们家也会有怒发冲冠的争吵，我也曾流过不被理解的泪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把记忆中的“斗争”统统化作了甜蜜回忆，想象反过来把父母当做手心里的宝来宠溺，可以笑对我们之间的代沟、区别，不再纠结于完美的代际关系？——似乎是离家求学、特别是漂洋过海的那些日子里，因为学会了欣赏身边不同的景色，接受不完美的人和事，我突然意识到，父母，也不必完美。爱他们，也不需要因为他们全都是对的。

新闻报道中提到，这个讨论小组的成员流动性很大。但愿所有被“父母皆祸害”所震撼过的心灵，都存留着心底里孝的种子。愿那些悄悄离去的孩子们，已经从无奈中走了出来，找到了与自己之间、与父母之间、与身边世界之间爱的指引。

在专业护理中有一项工作，因为过于“家常”，往往被人忽略了其中的技术含量——这就是“量血压”。

先来说说“量”的专业性要求。日常监测血压要做到“四固定”：固定时间、固定体位（例如坐位、卧位）、固定血压计、固定部位。标准血压的测定可以通过连续测量三次、每次间隔两分钟，取三次的平均值。在测量前不应活动，最好休息30分钟，排空膀胱，不饮酒、咖啡和茶叶，环境要安静，不应在过冷或过热的环境中呆的时间过长。至于测量过程中的细节，如袖带绑的位置、松紧等，应该都是最基本的操作技巧了。

再来看看“量”完以后的解读。如果发现血压波动，除了要考虑季节、温度、年龄、情绪等因素的影响，还要判断与之关联的常见问题，例如疼痛、过劳、睡眠问题、脑卒中、冠心病、心梗、心衰、严重脱水、低钠血症等。

与之类似的，还有体温、脉搏、呼吸，这些与血压合称“生命体征”或“生命指征”，如果监测得法、标准，可及时发现相关问题并协助采取必要措施进行干预。例如：

体温异常可能需要判断的原因有：测量时间、年龄等因素的影响、肺结核、痢疾、肺炎、脑炎、疟疾、甲亢、中暑、休克、大出血、中毒、营养不良等。

脉搏异常需要考虑：职业、运动、年龄、情绪等因素的影响、发热、贫血、大量出血、心肌炎、房颤（短绌脉）、伤寒、颅脑疾病、心律失常的传导阻滞等。

呼吸监测有助于发现：发热、疼痛、肺胸廓疾病、心衰、贫血、尿毒症、糖尿病、代谢问题、中毒、颅脑疾病、临终状态、腹水、气管、喉头异物、水肿、哮喘等。

有的老人不怕麻烦，量个血压也要去医院，其实有他们的道理。考虑到其中这么多技术含量，还是应该找专业的护士来做。

对很多急性疾病来说，一旦得到确诊，制订并实施治疗方案后，任务就完成了。然而对于慢性疾病而言，诊断和处方仅仅是开始。病人必须坚持治疗，每个小时，每一天，甚至常常终身都要坚持。有时候治疗这些病需要作出大幅度和令人不快的行为改变。能够有效帮助患者顺利应对这些挑战并且具备盈利能力的商业模式，必然大大不同于用以诊断和制订最初治疗方案的商业模式。

下图通过对影响患者坚持遵守最佳治疗方法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把不同疾病和相对应的商业模式需求进行了分类。纵坐标表示患者为了避免该疾病引起的症状或并发症所愿意坚持最佳治疗方案的内在动力。这方面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患者受到困扰和痛苦的强度和速度。例如，尽管佩戴眼镜或者隐形眼镜有点麻烦，每个需要的人都会按照处方佩戴它们——因为如若不然，就会马上看不清楚。患有慢性背痛的人总是近乎虔诚的服药——因为如果他们不服药的话就会立刻感受到后果。在纵坐标的另一端，高胆固醇的病人日常生活没什么不同，无论是他们是否吃药和是否遵守饮食上的指导方针。比起减轻体重、拒绝不健康的食品以及戒烟这些不那么令人愉快的选择，继续保留这些习惯再得过且过一天就显得容易多了。尽管明知其他患有同样疾病的患者死于肺癌，失去视力，截肢，肾衰，心衰……太多患有图中靠下端各种疾病的患者总是计划从“明天”开始，或者坚信上苍会免除他们遭受降临到其他人身上的必然命运。这都是因为不遵守治疗建议的后果是延迟出现的。

这里我们把哮喘放在了纵轴靠中间的区域。为了帮助解释其他疾病的位置，这里特别说明一下。每当哮喘发作的时候，患者的呼吸意愿会非常强烈，这时候他们就会格外希望自己在之前这段时间里曾经坚持按要求采取相应的治疗步骤，这就像诊断出患有肺癌的烟民会悔恨自己没早点戒烟一样。在这张图中各种疾病的纵坐标位置排列是基于患者在病情发作之前采取行动避免该疾病的症状或者并发症的动力强弱。

图中横坐标是决定相应商业模式的第二个因素：治疗处方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患者改变行为。位于最左侧的疾病可能仅仅需要吃片药，而在右侧的那些疾病患者要想控制症状和避免并发症，就需要他们自身和家庭成员作出巨大的行为改变。至于坚持改变后的新行为和生活方式，则往往需要靠患者和家人根据直觉来制订。

这些疾病大多数可以由医生进行诊断，但医生在诊断和开出处方以后，除了告诉病人大致上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以外，多数情况下就很难再带来什么价值。病人和家属通常必须根据自身经验来摸索饮食、运动等的方法，将病症的严重性减到最低。一旦受过训练，特别是能及时得到自身行为的短期结果反馈，这些需要巨大行为改变的疾病患者根据不断尝试制定出合适的护理方法，通常要好过他们的医生。这些规则是可以习得的，但很难传授，因为每个患者情况都不一样。

如图所示，右侧的疾病可以称作“依赖行为”，因为没有什么捷径可以改善症状或者逃避后果。坚持锻炼、减轻体重、改善饮食习惯、积极观察病情等行为——大多数还要坚持用药——都是避免疾病并发症的重要条件。左侧的疾病则可以称作“依赖技术”的慢性疾病。

把这个矩阵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一半的疾病“后果即时”。这些疾病的患者肯定会寻求有效的行为和药物并严格遵守，因为否则立刻就会有不愉快的后果，让患者坚持治疗的动力充足。下面一半的疾病“后果延迟”，一些有足够远见的患者固然能按要求服药和采取规定的行为，很多人却不然。这些患者都同意照护者的建议，也完全打算坚持那么做——从明天开始。

照护慢性疾病患者的巨额开支多半源于图中右下象限内的疾病。肥胖，烟酒上瘾，糖尿病，哮喘，充血性心衰等都是与行为有关、后果延迟的疾病，每一种都影响着千万人的健康。我们把这个象限叫做“慢性象限”。

王燕妮 编译

针对慢性疾病的医疗商业模式创新可能是所有创新的重中之重。

目前有9千万美国人受到诸如糖尿病、高血压、关节炎、老年痴呆等慢性疾病的困扰。超过三分之一的青年人（18至34岁），三分之二的成年人（45至64岁）和将近90%的老年人患有至少一种慢性疾病。急性传染病、外伤、产后护理等急性需求固然真真切切的导致医疗费用的产生，但美国直接医疗费用中至少有四分之三来自于慢性疾病。在不计其数的慢性疾病中，糖尿病、充血性心衰、冠状动脉疾病、哮喘和抑郁症这五种疾病所导致的医疗费用占了绝大部分。很多病的起源都与另外两种慢性病有关：肥胖和烟瘾。我们的大部分医疗费用都产生于生命的最后18个月，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慢性疾病最终引起的并发症。

总之，任何试图解决我们医疗费用失控的方案，如果不能从实质上改变对慢性疾病的护理，对当前的问题无异于杯水车薪。

慢性病是一个比较新的现象，主要是因为近年来技术进步使得一些从前的绝症变成慢性疾病。例如，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儿童期发病的糖尿病曾经是急症：一旦确诊，患者通常在几个月之内就去世了。但是自从注射胰岛素（先是动物的，现在是生物合成的）成为可能，这个曾经急性和致命的疾病变成了一种慢性病。冠状动脉疾病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主要是急性病，很多病人直到发生甚至死于心脏病发作之前都从未被诊断出该疾病。现在有了心脏搭桥、支架、他汀类药物，心脏病变成了慢性病。过去十年中，艾滋病和一部分癌症成为慢性病。新的药物和设备使得多发性硬化病和囊性纤维症这些反复发作、致命的急性病患者能够体验到较高的生活质量。

尽管战胜这些疾病值得庆贺，慢性病患者的数量和增长速度、他们在更长时期内健康维护的成本却令人震惊。而导致这一成本如此昂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目前用来护理这些患者的商业模式——即由医院和医生提供服务的模式——本来是为了应对急性疾病而设立的。医院和医生只有在人们生病的时候才能挣钱，而不是通过维持人们的健康来赚钱。美国医疗保险体系中有9千多个针对治疗程序和护理单位的计费代码，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代码是关于患者坚持用药、状况改善，或者是帮助病人维持健康水平的。

与其寄希望于现有模式中的医护人员提高服务效率来解决上述问题，不如寻求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来管理慢性疾病。

妈妈：“你看我最近是不是长胖了？”

我（如临大敌，赶紧仔细看）：“没有啊。”

妈妈：“怎么会呢？看不出来吗？”

我（再看）：“是看不出来，您离镜头有点远……”

妈妈（迅速凑过来，一张脸占满了整个镜头）：“现在看出来了么？”

我（上下左右端详妈妈的瘦脸）：“还是没有，您本来就这样啊！”

妈妈：“我肚子上长了不少肉最近。”

我和爸爸笑倒。

Clayton M. Christensen等著，王燕妮 编译

引言

1970年美国医疗费用大约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7%。2007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6%。一般来说，我们会认为一个行业如此赢得“钱包份额”是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该行业内的企业提供了客户认可并购买的产品或服务。从某个层面来看，我们似乎应该把美国人民在医疗保健方面花掉更多收入当成喜讯。这说明人们看重健康。钱花在健康方面当然要好过花在很多其他东西上。然而换个角度想想，这消息堪称恐怖。我们注意到四个可怕的因素：

一）美国医疗支出的增长步伐持续超过整体经济的增长。过去35年以来，美国人在购买所有产品和服务上的支出平均每年增长7.2%，而医疗方面的支出额度增长率却达到了9.8%。这样一来，越来越多美国人根本负担不起所需的医疗服务。许多试图控制整体支出的努力导致我们全都无法获得方便、及时的医疗护理，包括那些有钱人在内。

二）假设联邦政府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不出20年，大幅增加的医疗保险费用将会把政府预算中除了国防开支以外的所有其他项目都挤得无处容身。

三）美国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各家公司将会由于需要为雇员、退休人员、家属等负担巨额医疗费用，而在全球市场上失去竞争力。例如，我们的汽车制造商为此而增加的成本是每辆车1千5百美元。

四）几乎没人意识到，如果各级政府被迫在财务报表上列出为退休人员提供医保的合同承诺中所面临的债务，恐怕美国差不多每个城市和乡镇的政府都要破产。这些政府完全不可能负担他们有责任支付的医疗费用，除非停止为学校、道路和公共安全提供资金，或者将税率提高到极端水平。

医疗保健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和商业机构的绝症。我们麻烦大了。

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像加拿大和英国这些将医疗国有化的体系似乎能让大多数人方便的获得日常医疗服务。有些地方在平衡一般护理和专科护理方面貌似强于美国。然而，预算方面的限制使得专科服务和技术含量更高的服务面临持续性的大排长龙。例如，加拿大的免费公共医疗所带来的问题早在2005年就引得加拿大最高法院的麦洛莲大法官感叹：“得到进入等待名单的机会不等于获得医疗服务。”就算在英国，即便国家卫生服务系统作出了大量努力来缩短排队等候时间和改善设施，生产率提高的幅度也未能抵消急剧增加的成本。

我们都徒劳无功的想从对方那里找到问题的答案。很多美国人开始把单一保险人、政府控制的医疗体系看作是解决美国目前医疗危机的灵丹妙药，一些医疗国有化的政府最近开始引入私营商业保险计划，给公民们更大的选择范围。在发展中国家，复制发达国家医疗体系的做法简直不可想象，他们唯一的选择似乎只能是为有钱人提供足够的医疗服务，对其他人则基本顾不上了。

美国医疗系统的成本失控源于按服务收费的医保包销方式。至少在这个行业里，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的理论得到了验证：如果医护人员提供越多医疗服务就能够赚到越多钱，那么供给本身就会创造其需求。根据估算，高达50%的医疗服务似乎是由于医生和医院的供给、而不是由于病患的需求而被使用的。

那些努力争取改革的人对系统变革束手无策。大多数人只能努力在他们眼前的系统局部改善成本和效能。在这些队伍中鲜见具有统帅眼光和权力的系统架构师来重新配置整个系统的方方面面。

不过，最令人沮丧的还是改革者们没法在未来前进路径上达成共识和取得彼此信任。他们有的是关于过去的数据，也习惯了在数据确凿的时候达成一致的行动计划。但没人拥有关于未来的数据，也没有一幅地图能够说服这些改革者究竟哪些路是死胡同、哪些路是光明大道。很少有人理解这些道路的相互关联性。正如先知的箴言所说：“没有远见，人就灭亡。”

那为何要写这本书？毫无疑问，我们需要一个有竞争力的、反应灵敏的、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医疗体系，对花掉的每一块钱都能明确的衡量其价值。我们希望《创新处方》这本书能为那些寻求创新和改革的人们提供一张路线图——清晰的描绘出前方路径，标明哪些数据尚未具备。当今关于医疗改革的绝大多数政治对话都围绕着如何负担未来医疗费用进行。这本书则带来等式的另一半：如何借助创新来削减成本、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普遍性。我们不单单要问“如何付得起医药费”，而要展示如何让它更加“容易负担”——价更廉、质更高。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一份孝道试卷，一起来看看：

每题5分，共20题100分

1、父母年龄是多大？

2、父母生日是哪天？

3、父母身高是多少？

4、父母腰围是多少？

5、父母穿多大号鞋？

6、父母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7、父母身体健康吗？

8、父母如患病，所患何病，吃什么药，怎样吃？

9、如果你不和父母住在一起，那你常回家看望父母、常打电话给他们吗？

10、如果你跟父母住在一起，那么你常陪父母聊天、常和他们谈心吗？

11、父母有哪些兴趣爱好？

12、父母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

13、为父母洗过头和脚吗？

14、常顶撞父母吗？

15、常让父母为你操心吗？

16、父母不高兴时，你会哄他们开心吗？

17、常抱怨父母没本事吗？

18、算过父母在自己身上大概花费了多少钱吗？

19、父母吃剩的饭菜你能吃下去吗？

20、父母老了你嫌弃他们吗？

作者最后写道：“我做完这卷试题，越做心情越沉重，最后打分，没能及格。一直以为，给父母钱，为他们治病，帮他们干活这样就是孝敬父母的。做完这张‘孝道试卷’，我羞愧无言，因为真正的孝敬恰恰藏在生活的细微之处。”

很多外国朋友跟我聊起中国的养老问题，都会提到他们原来印象中这里的老人都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因为中国传统的孝道就特别强调对老人的尊敬和爱护。来了一看，原来不是那么回事。很多年轻人一心想着自己要过上好生活，可以自由自在的享乐，父母对他们的付出似乎都是理所应当，反过来他们对于行动日益迟缓、说话越来越不利索的父母却常常不耐烦，甚至心安理得的“啃老”（像冬奥冠军周洋那种关键时刻想着“让父母生活好一点”的年轻人似乎越来越难得了）。一方面，社会在大力宣传敬老、爱老，另一方面，具体到每个人自己却对老人“敬而远之”。

就在两天前，我接待了一位朋友的母亲，她在上一次我们去她家做客的时候听说了我所从事的工作，这次专门带着问题而来。她说，她90岁的老父亲（我朋友的姥爷）一直身体都特别好，看上去只有70岁左右，这一两年却“突然”衰老的利害，行动越来越迟缓，话也越来越少，家里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仔细询问了老爷子的情况，发现原来他两年前偶尔出现步态不稳的情况，家里人担心他跌倒摔伤，就不再让他每天早晨出门锻炼了。呆在家里的老人，越来越不爱动，腿脚也似乎越来越不灵便，后来干脆大部分时候躺在床上。

另外，由于老人有时候说的话、问的问题似乎太过“显而易见”，老伴和子女都觉得听起来费劲、又没意思，懒得回答，最后导致老人说话无人响应，干脆越来越不爱说。现在一家人聚会，子女们自己聊天，偶尔想起来会对老人说：“您怎么什么都不说啊？”

我朋友的母亲也试过带着老父亲去坐公车，一路上将新鲜的建筑、风景指给他看，为他解说，却发现老人连眼皮都不抬，不再有以前左顾右盼的精神头了。

之所以要把这个例子写出来，其实是从这个例子中看到了太多家庭的现状，想分享一点自己关于中国传统孝道的看法。孝道这个“神话”在现实中早已成为少数人的奢侈。绝大多数人，因为不了解老人、不了解老化，对身边的亲人早已跌出了孝道的底线。

在上述例子里，仅仅因为老人行动开始出现障碍而阻止老人坚持锻炼，可能方便了家人和子女自己，却“因噎废食”，这是第一道神话的破灭。人们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但是关于老人的运动却知之甚少。上了年纪以后运动强度、方式、场所等都应该有所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运动要起到功能锻炼的作用。本来就开始自然衰老的器官和肢体，自然是越不用越“生锈”。对于有些老人的运动障碍，还要考虑出现帕金森症的可能性。年老后运动神经受损，往往也会表现为步态不稳、四肢痉挛等等。

老人说话变慢，问的问题“没意思”，就变成了“隐形人”，不再有人愿意与之对话，没有了基本的尊重，这是第二道神话的破灭。老人出现这些情况，有的是语言功能自然衰退，有些可能是早期老年痴呆的征兆，只有持续不断的语言锻炼，才可能帮助老人维持大脑细胞的活跃，避免语言功能障碍乃至失语，延缓老年痴呆的发病或恶化。有人认为，有空多陪陪老人，或者请个保姆24小时陪伴老人，就解决问题了，其实不然。语言疗法中不仅自己要说，还要引导老人多说，这需要专业的干预。老人的语言功能用得越多，大脑机能和心理状态才能越健康。

至于带着老人外出，埋怨老人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不配合自己的一番孝心，反而忽略了对老人身体变化的关注，这是第三道神话的破灭。每个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视力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一部分老人还受到眼疾困扰，看东西和年轻时不可同日而语。有个机构就专门制作出了一些器具，让年轻人戴上以后体验年老的感受，其中就有昏黄的目镜。老人不再东张西望，很大的可能是他们看了也看不清、看不见，干脆不去费那个神了。在上面的例子中，我朋友的母亲最后也承认，老人很早以前就说过自己一只眼睛的白内障应该去做手术，后来大家一忙也就忘了，老人也就再不提起了。

再补充一下，这个例子里的家庭还是一个医生世家，照理说老老少少都应该更加懂得医疗健康知识。而这位母亲所提出的细致真切的问题，和她始终流露出担心的眼神都告诉我，这一家子是真的很想“孝顺”，很想知道如何能让老父亲改善现状。如果连他们都如此无助，可以想象更多家庭的状况就更加让人担忧了。

今日中国，孝道有没有变成很多人的负担？明天的我们，还有没有可以期待的孝心？神话破灭，是任孝道越来越淡，还是想办法重建？

居家养老服务券引发的馒头血案

中国现有98%以上的老人住在自己家里养老，政府为了推动相关服务的发展，在北京等部分城市推出“居家养老服务券”（各地名称略有不同，以下简称“服务券”），每月向符合领券条件的老人发放金额不等、长得像粮票的服务券，由老人自行在社区签约的居家养老服务商处购买服务。

我们来看看“服务”的一些定义：

一、服务是无形的活动和过程，其结果一般不会导致所有权的产生。

二、服务是指为他人做事，并使他人从中受益的一种有偿或无偿的活动。不以实物形式而以提供活劳动的形式满足他人某种特殊需要。

三、服务具有不可感知性、不可分离性、品质差异性、不可储存性、所有权的不可转让性。

目前大部分社区里最常见的居家养老服务，既有家政、理发、修脚、家电维修等传统的居民服务，也有青松这样专门为老年人提供的“长期照护”健康服务，还有“老年饭桌”（一般称之为“小饭桌”）这样的用餐“服务”。

关于一些地方引导老人使用服务券购买高价食油和鸡蛋等商品的问题，媒体曝光已经比较多了。最近越来越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就是“小饭桌”。

发券之初，政府明确“服务券”只能用来买服务，因此与餐饮有关的，只能用于支付“送餐服务费”。可是中国人都知道，咱们的餐饮服务业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早就普遍取消了“送餐服务费”。也就是说，只要你买了附近哪家的饭菜，送上门的服务就是默认免费的，绝大多数餐厅连免费送餐的最低消费也不再设限。

既然“送餐服务费”并不存在，国家政策里又确实提到了要解决老年人吃饭的问题，对策就来了：只要挂上“老年饭桌”的名号，把老年人来吃的饭菜贴上“老年餐”的标签，价格不要太离谱，就可以不要计较什么“服务”不“服务”，直接收券，再找政府换钱了。特别是，现在很多地方最省事的做法，就是让社区里一些主食厨房直接成为签约“小饭桌”，老人可以用券购买馒头、面条，乃至大米、食油等等。

这时候就出现了两个问题：

首先，以“馒头”为代表的食品、用品，肯定不符合前述“服务”的定义和性质。用来买馒头和“服务券”的本意似乎大相径庭。要知道，我国的商品市场现在是比较发达的，至少在城市里，老百姓吃、穿、住、行等所涉及到的各类物质产品都非常丰富。解决温饱的物品，即使国家不补贴，老人们也一样要花钱买的。让“服务券”变成“购物券”，让不爱花钱的老人更方便的把钱捂在口袋里，政策制定者想要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一番苦心就白费了。

第二，即使把为老人提供餐饮服务算在“服务”范畴内，也应该要求专业为老年人服务的餐饮。目前没有任何“小饭桌”采用专业营养配餐，不了解老年人的临床和膳食营养需要，只是在原有菜单基础上大而化之的从成本下手。长此以往，我们的老人得不到适老的、均衡的营养，容易诱发各种老年疾病，又增加了医疗成本，国家、社会、家庭、老人都得不偿失。

馒头啊馒头，在绝大多数经历过苦日子的老人心中，可以拿到手里、吃到嘴里、填饱肚子、香喷喷的馒头啊……你把所有的“服务”都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一张“服务券”，阴差阳错让养老服务与馒头站到了一个擂台上，输赢自不待说。

2010年的第一个月马上就要过去，听说在很多社区，超过90%的居家养老服务券已经被用来买了“馒头”，而其他服务商，特别是新兴的专门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机构，只能“忘馒头兴叹”。这政府扶持，看来一时半会是享受不到了。养老市场，还要靠自己慢慢开发。

另一方面，欣然享受了馒头补贴的老人们，真正需要专业服务的时候该找谁呢？